海明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这个秘密就是，他要从正面去刺杀牛，也就是把左膝移动向前，同时把穆莱塔向前摇晃，以激怒牛往前冲；等牛往前冲时，静候着；到牛低下头，暴露出两边肩胛骨之间的狭缝时，从手掌心里用手腕笔直地一推，把剑猛地刺进去，随即便向前倚着刀，以致在刀刺入时，人和牛成为一体，直到它们联合起来，而左手这时候一直把穆莱塔放得很低，很低，使牛头向下低了下去，引着它脱离接触。这是杀牛的最美的方式，牛在最后这几个回合中，不得不随时准备接受宰杀。
——《危险的夏天》
海明威是一生曾多次去过西班牙，其缘由多为观看斗牛。海明威曾说：“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死你”，可以看出斗牛这项以暴力造成的死亡游戏对海明威整个人生和写作生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把斗牛看做一项与可以与雕塑相媲美的艺术，就像他在小说《死在午后》中指出的那样，斗牛士在场上的动作表演极具感染力，“能使人陶醉，能让人有不朽之感，能使他入迷，换言之，这入迷虽则短暂，却如同灵魂离开躯体似的深刻”。海明威所沉溺与热爱的，便是斗牛表演中的这样一种仪式化的、崇高的“不朽之感”。
无论是从海明威小说的叙述中，还是早已被熟知的斗牛传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斗牛是一项现代以来少有的公开化的、以斗牛的死亡为终结和胜利目标的暴力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人和牛虽然分摊着危险的可能，但显然持着长剑的斗牛士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观看者预期价值的上风。斗牛，说到底是为斗牛士展示其矫捷华丽的步伐和精良娴熟的技巧的一种仪式，而这个仪式正是人类通过与猛兽进行暴力对抗以展示胜利的平台。也因此，源源不断的围观者才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来到斗牛场观看人与兽之间真实的对抗场面。在那里，他们将自我代入英勇持剑的斗牛士之中，渴望能够借以获取荣誉感和优越感。围场中央牛愤怒的眼神、喘息的声音、充满攻击性的后蹬，如“转角的猫”似的快跑，以及被刺中那一刻挣扎的哀嚎在他们眼中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生命体发出的特征，而是全部沦为了符号，一种将兽划分于人以外的符号。可以说，这种在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人道的冷漠实际上包含着某种萦绕于怀的价值，它根植于传统的恐惧”，恐惧人类潜在的兽性会无意识地体现，恐惧人与兽之间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存在那么明显的区别，因此需要以艺术和荣誉作为幌子来做矫饰和掩盖，在公开的暴力对抗仪式中向内心的恐惧做出挑衅。
海明威虽然热爱斗牛，但他是可以体会到这项暴力背后的深意的。他把刺死牛的那一刻称作是“真实的时刻”，一个逃避不了的、当个性发挥作用向世人显露出他实际上代表什么的那一致命的时刻。斗牛士或许可以欺骗观看这一仪式中全部的围观者，却唯独无法欺骗自己。因为在这个时刻，人和牛成为一体，你可以深切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兽性也在同一瞬间显露无异，荣誉的伪装碎成一地。 “待到斗牛终场，死留给了这场表演的主角即公牛，那种陶醉与入迷如同任何激烈的情绪一样，又使你感到空虚，感到失落，感到悲伤”——由死亡作结的暴力事件的确宣告了人类看似优雅的胜利，但也暴露了人与自己的兽性的不可斩断的直接关系，无可掩盖，也无药可救。
除了斗牛以外，海明威对现代公开和仪式化暴力的体验还体现在他的另外一种人生经历之中，那便是狩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海明威到非洲旅行狩猎，归后写成了相关题材的自传作品《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在其中一部短片小说《一个非洲故事》里，海明威讲述了一个关于猎象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描述如下：
他一言不发，拿过戴维的手里的步枪，几乎把枪杆完全插进了那头象的耳腔，他猛拉枪栓，这枪栓便狠狠地向前弹出，接连开了两枪。第一枪打出时，象的那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很快变得呆滞，一股鲜血涌出耳朵，皱巴巴的灰色皮肤上立刻淌下两道鲜亮的红色。这血的颜色跟刚才的可不同，戴维心想我应该牢牢集注这一点，而他也确实记住了，但他却发现，这样的记忆根本没有什么用处。这时候象的尊严、高贵，包括所有的美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皱巴巴的淌着鲜血的肉。
大象作为比斗牛还要庞大和凶猛得多的野兽，在这一事件中被人类彻底征服。猎象者最初的目的必然是获取象牙，然后高价出售，这是一种由利益所引导的目的。但在人与象的对抗和较量之中，人类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接近癫狂状态的、体内兽性显露的过程。到后来，戴维对大象的伤害已经超出他本身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而具有不自觉的机械化意味。“鲜亮的红色”、“大堆皱巴巴的淌着献血的肉”在他意识里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符号，不断地提示自己顺着兽性的驱动继续正在进行的暴力行为。他甚至还会想到血的颜色与之前不同，却已经无法思考这样的记忆究竟有何用处。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这是一种“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疯癫，只与自己有关。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它并不把人转交给其他力量，而只是使人完全处于自己的自然状态（本性）”。非洲这片现代因素还不至于无孔不入的热土，尤其是充满原始景观和野生生命的环境，正好与人的自然状态达到高度契合，以狩猎为表现形式的暴力行为也由此轻易地把人体的兽性激发出来——人或许依靠现代化的武器工具、经过漫长的准备过程，最终在与猛兽的对抗仪式中占得优势、达到目的，但他们永远也获得不了的，是对生命切切实实的亲吻和感受，以及对一个装在自己身体里真实自我的彻底认识和彻底逃脱。——“他用拇指指甲把象牙上的血迹刮了一些下来，那血迹已经干了，像一片干了的火漆，他把这片干血迹放在衬衫口袋里。他除了从那头象的身上取得这点儿东西以外，就只有寂寞的感觉了。”
死亡：暴力永不消逝的美景
这时我看到一道闪光，就好像炉子突然裂开，接着轰的一声，亮光由白变红，一股疾风扑面而来，让人无法呼吸，甚至简直就要窒息了。我觉得灵魂离开了躯体，不断地向外飘，我想我可能已经死了。突然我听到哀叫，灵魂刹那间回到躯体上，我也就醒过来了。我听见有人在哭，而我自己也动不了了。地面已经给炸裂了，远处河两岸枪声混杂在一起，一颗照明弹升上去，在空中炸开，大地瞬间一片明朗。
——《永别了，武器》
如果认为死亡是人类生命历程中最后一个环节，是暴力的终结，那就错了。海明威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死亡的描写，尤其是死亡到来时刻关于灵魂的感受，以及对于旁观死亡所造成精神上的影响。但用他自己在一部作品中借某个中尉的话来说：“死亡不是结束”。它或许呈现了暴力到最后的结果，为暴力行为画上了句点，但它背后所蕴藏的整个人类的恐惧和灵与肉之间的联系，永远也不会也不可能消散。
海明威作品中有两个关于死亡的精彩短篇小说。《印第安营地》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开篇第一章，讲述的是尼克随当医生的父亲和叔叔来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营地，为一位印第安妇女施行剖腹产手术的故事。产妇痛得死去活来，乱抓乱咬，当她终于顺利产下婴儿的那一刻，丈夫却早在妻子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用刀割断自己的咽喉自杀身亡。
对于印第安丈夫自杀的这一情节，文学批评上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最古老的民族，在小说发生的背景时代，他们也仍旧保留了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印第安妇女临产其实是一个契机，在这个契机下，以尼克和父亲、叔叔为代表的白人文化与印第安部落的原始文明在短暂的瞬间中相逢并且碰撞，同时生与死、自然与人为、痛苦和恐惧、抉择与暴力等等命题也由此相互交织在了一起。印第安丈夫自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源于恐惧，只是这种恐惧并非直接地因为自我将面临死亡所带来的威胁，而是由妻子痛苦的嘶吼和尖叫声带来的压迫感，仿佛一种死亡的绝对界限线在无限逼近。在这种界限下，越没有经历过文明教化而获取强大理性认识和自我控制力的人，就越可能丧失理智和思考，也越容易回归到原始的甚至无意识的状态。死亡未知的恐惧像一只铁手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印第安的丈夫并不能像产房里的妻子一样依靠大声的尖叫来为压抑的情绪寻找到适当的出口，因此最终选择了最决绝而无可回旋的方式——暴力与死亡。在小说的最后，尼克“蛮有把握地想他永远不会死”。在我看来，他有把握的，实际是他所处的文明，以及这个文明世界带给他的理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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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21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奥克帕克，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产科医生，而母亲则是音乐教师。
海明威的童年并不开心，他的父亲，也是一样。
海明威的母亲出生于富裕家庭，是小有名气的声乐歌手，但她对家庭事务并不擅长，讨厌打扫和做菜，母亲一直希望自己生一对双胞胎女儿，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愿，母亲从小把海明威打扮成女孩教养，为了让他和姐姐可以同读一个年级，母亲甚至故意安排姐姐多读一年幼儿园。所以就有了这些照片
与此同时，海明威的老爸在干嘛呢？难不成他父亲也喜欢女孩子么？
其实并不是，海明威的父亲是产科医生，家庭出身不如海明威的母亲，而海明威母亲的收入相当于他的20倍，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很“自卑”，当海明威的母亲拒绝操持家务时他还得承担家务，妻子骄纵强悍，丈夫相对软弱笨拙，且不善于表达自己，一味忍耐。
而在孩子的教养方式上，夫妻也多有摩擦。父亲喜欢户外活动，钓鱼打猎，海明威一生热衷于钓鱼和狩猎等户外活动正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但父亲严厉又有洁癖，性格上有着不够宽容和神经质的一面，只要孩子达不到他希望的规矩严谨或违抗他的命令，他立刻会发火，甚至动手殴打海明威和他兄弟姐妹
年幼的海明威屈从于母亲的安排，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表露对母亲的反抗和厌恶
终于，5岁的海明威脱下了女装，剪下长发，拜托了“女娃娃”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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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初恋安格妮分手后，1920年，海明威迁往安大略省多伦多，居于公寓。居住期间，在《多伦多星报》找到工作的海明威成为自由作家、记者和海外_，并结识了星报记者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建立友谊。
1920至1921年间，在芝加哥北部附近居住的海明威为一所小报社工作。在此期间，海明威与伊丽莎白·哈德莉·理查德森在相识，哈德莉一认识海明威就被他迷得死去活来，觉得这人必须是她的今生挚爱。
哈德莉身材修长，容貌俊美，在钢琴演奏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哈德莉虽然不年轻，但她内向恬静，几乎从来没有过恋爱经历，出身优渥，还有自己的小金库——一个每年提供2000到3000美元零花钱的信托基金，生活无忧。彼时海明威一文不名，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新闻记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海明威是靠哈德莉每年3000美元基金过活
最重要的是，哈德莉特别崇拜海明威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字，觉得他不是凡人，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而海明威很吃这一套
1921年9月3日，海明威和哈德莉结婚
哈德莉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金钱都给了海明威。在海明威的作品有人买账之前，她是家里的经济来源，全心全意支持丈夫的伟大“事业”，毫无怨言。但此时的海明威却对现状不太满意：美国的生活虽然算得上衣食无忧，但缺少某种“文艺”气息，他萌生了去法国的念头
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海明威夫妇移居“文艺之都”——法国巴黎，开始艰苦的文学创作。关于那段时间的生活，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有翔实生动的描述。海明威曾表示：“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于是，盲目的哈德莉离开了衣食无忧的家乡，与海明威一起前往浪漫之都巴黎，开始了“法漂”生活。巴黎是海明威成名的起点，也是他与哈德莉婚姻生活的终点。这里奢侈浮华、纸醉金迷，上流社会的衣香鬓影轻易就能投射到二人贫穷的生活中
在巴黎，海明威一直没有工作养家，吃软饭吃到心里有愧，还坚持不出去工作，他们只能在公共浴室洗澡，他们饿的时候吃不起面包，他们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但哈德莉对此毫无怨言，所以有人说若没有哈德莉对海明威的支持和鼓励，海明威不大可能成为知名作家
哈德莉曾经携带海明威的文稿前往瑞士，途中文稿丢失，这可能是双方关系最终恶化的一根导火线
哈德莉怀孕之后，海明威大光其火，称自己还很年轻，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在密友的极力劝说下，才返回家中。后来哈德莉生下小邦比，这成为导致两人婚姻破裂的导火索。他讨厌孩子的哭闹，这影响了他的写作，同时他认为哈德莉想借此限制他的自由，两人开始争吵
生过孩子的哈德莉身材走形，每天为了吃一顿饱饭忧愁，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魅力
哈德莉再她也不是他眼中的白玫瑰，而是他笔下一名丑陋的悍妇，海明威对这样的哈德莉失去了激烈的爱意，当着她的面可以肆无忌惮地跟别的女人调情
比如海明威结交的权贵阶层里有一位贵妇，特怀斯登夫人，就曾经与海明威发生过那啥啥的关系，海明威还在《太阳照样升起》中给她安排了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