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单词怎么分类
每当提及日本，国人会习惯性地把它间接地与中国和汉语本身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从文字直到文化相似性的归属心态与习惯认知。日语是国人学习的第二大外语（张岩红 25）。在中国开设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遍地开花，师资力量也可谓是雄厚壮大。2009年时，中国大陆在日语高等教育阶段无论是教学机构、教师人数还是学生数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张佩霞、吴宇驰 42）。而英文是中国人学习最为广泛的外语，可语系的不同却让学习的征途漫漫。历届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非日语（尤其是英语专业）的语言类专业学生无论是自我选择还是学校安排都会将日语作为大学本科修习的第二乃至第三第四外语。在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中，二外日语科目大到有全国卷，小到基本各个具备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高校都会自主命题。也正因为报考人数众多，阅卷较为严格，分数竞争激烈，历年的试题难度也不容小觑。但是，也正因为是第二大语言，学习的、略懂的还是专业的人数虽多，但相较之英语也难以企及。况且较之国人对英语的学习，中国与日本文化的相似性与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看似并没有给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带来学习上的诸多便利与优势。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英语是最广泛学习的、早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耳濡目染的外语。日语又是国人学习的第二大外语，学生群体更易从那些“_”、“纳尼”等拟音汉字中有所耳闻。并且中日交流尽管磕磕绊绊，可还是有积极进展。文化方面早已实现友好往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必定能接触日本与其方方面面，日语对中文的渗透已不足为奇。依此，中文、英文与日文也更是每个中国人在生活起居方面的老相识。
但是如果从世界语言的归属与定性角度看，这三种语言彼此并不搭界。英语隶属印欧语系，汉语隶属汉藏语系，而日语从属的语系至今为止众说纷纭、依然成谜（张岩红 46）。如按形态标准划分，世界上语言有三大类：以汉语为代表的分析型语言、以日语为代表的黏着型语言与以英语为代表的屈折型语言（张岩红 42）。
以往除英语或英语专业二外习得的专著，都在那些与英语相似、相近或同属的范畴（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甚至西日耳曼语支）里选择与英语的比较语言（如法语、德语、北欧各国语等）。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恰似如中文与英文之间差别过大，难以在日语与英语间建立如后者在与印欧语系那般的相似关系，继而不能合理运用学习英语的外语知识或有效服务日语学习，留下了“日语一学，英语靠边”的窘境。而本论文将会通过一定的中日、英日对比，旨赋予囿于窘境中的学习者解围之力。从哲学意义上说，比较就是将一事物和另一事物对比，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哪怕关系较远，可是通过对比总能窥探出丝丝端倪。再者，外语与母语的对比研究可以凸显出外语的特点与母语的奥秘，反过来更好地反哺自己的母语。
今日中日语假名
日语里的汉字通常有音读与训读两种读音系统。后者是原在日本国就有的读音，而前者就是从中国不同时期朝代的不同地区引入然后基本按照训读里所存在的发音的子系统，是入乡随音的产物，大致可分为吴音（公元五至六世纪从江浙一带传入）、汉音（隋唐时期从长安一带传入）、宋音（也叫唐音或唐宋音，宋代以后从南方传入）（张岩红 127）。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日语汉字读音规律词典》里完整收录了这些朝代的汉字读音的洗心革面。单从起音看，日本人也用了对付英语外来语改造的一套方式用了较少的音节把较多的音归纳整理：汉语声母为b、p、f的起音读は或ば行音，g、h、k的读か或が行，d、t的读た或だ行，l的读ら行，m的读ま行，n的读な行，z、c、s的读さ或ざ行，j、q、x的读か、が、さ或ざ行，zh、ch、sh的读さ、ざ、た或だ行（李宗惠 3）。而元音方面，现代汉语无论从音位数、变读数、分布范围、圆唇音数量、开口度、圆唇度、展唇度与紧张度上都赶在日语前面（张岩红 87–88）。
现代汉语有22个声母与39个韵母；不计声调，可以组合858个音节，而有意义的——存在汉字对应的音节的——组合也多达400余个（黄伯荣，廖序东 75）。声调数目方面，现代汉语拥有四声，而且基本能区分意思。这给许多人文墨客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如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仅凭一音四调就能天才般地创作出《施氏食狮史》等同音文来。从吴方言的五至八个声调到粤语的九至十个，六种非官话方言无一例外地多于四声（黄伯荣 廖序东 69–70）。这就意味着在众多南方方言里所能组合而成的音节数量较普通话就会更胜一筹。日语除了极个别的词语外，绝大部分不会像汉语那样靠声调来区别意义（张岩红 69）。倘若算上声调，汉语拼音的音节数是日语不可望其项背的。
因此，无论从音素、音节与组合看，汉语都多于日语。况且，狭义上的拼音是为普通话——即现代汉语——服务的，可是在语音引入日本的朝代，彼时的汉语统称古汉语。单从语音的多样性而论，古汉语远超当今的现代汉语。而彼时的语音较大部分被民间方言保存下来。今日中国可划分为七大方言区，除包括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又称官话）外，按照纬度从高到低，还有吴语、赣语、湘语、闽语、客家语与粤语（黄伯荣，廖序东 5）。每种方言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异，并且两两互通性也很低。但相比于普通话，各种方言可谓是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如笔者从小耳濡目染的吴语相比于普通话与其他方言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好地保留了浊音。“醉里吴音相媚好”，柔糯的吴语搭配异域的苏州评弹与越剧昆曲艺术，让外地人也能用耳朵感受江南水乡之唯美；而闽方言与粤方言虽然没有，但是有入声韵尾（黄伯荣 廖序东 6）。比如拿去声调，用广州话拼音方案标注一到十粤语的读音，分别是yed, yi, sam, séi, ng, lug, ced, bad, geo, seb（或写成罗马字的yat, yi, saam, sei, ng, luk, tsut, baat, gao, sap）；韵尾-d、-g、-b都是入声（鄭定歐 張勵妍 高石英 28）且占了全部的一半。入声音的发音要领为：双唇突然紧闭，只作发这些音的姿势，而又不必像英语一样发出这些音（鄭定歐，張勵妍，高石英 47）。受益于听起来若有若无的音素让粤语多了一层朦胧的意境。
浊音和入声音都是古汉语相比于现代汉语所独有的特性。如上所述，日语的音读部分音素主要取自南方吴语。因为吴方言多出来了许多浊音，所以音素总量是超过普通话的。据统计，吴语代表苏州方言有27个声母、45个韵母、7个声调（詹伯慧 116–120）；另一代表沪语有28个声母、41个韵母、5个声调（钱乃荣，许宝华，汤珍珠 386）。笔者来自浙江省舟山市，说的方言从属典型的吴语。浙江海洋大学的徐波教授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她对舟山四个县区代表方言的声母韵母及声调进行了系统性调查，得出以下数据（2–8）。
可见，不管是声母、韵母还是声调，普通话中的数量皆无法与舟山方言比肩。
今日中日语假名
最朴素的，可以是下文内容：
初次见面，我叫***。我是学生（或公司职员，工程师等）。爱好是动漫。请多多关照。
（假如缺对象，把你单身，各项数据，未来理想等，都说说。）
日文：はじめまして！***です。学生です。（会社員です、エンジニアです。）趣味はアニメ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今日中日语假名
世界上的文字笼统地可分为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但也有学者认为，没有文字不表音只表意抑或不表意只表音，而《汉日对比语言学》一书也趋于同意后者看法（张岩红118）。这些学者认为汉语是一字对应一音一义的语素音节文字（尽管每个字的音是后来给上去的），Yueh-Nu Hung与John DeFrancis也跻身其中，用英文称作是“morphosyllabic”（16）。
与其他表音文字出现规律又有出入的是，汉字绝不是为了记录口语或语音而诞生的。意思是，中国文字并不像欧洲语言那样先有口头语言再有文字语言，而是顺序颠倒。究其原因不外乎汉字是象形文字的代表并且沿用至今，源远流长。
我们可以说，以象形文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与以字母形态书写的表音文字的区别在于前者调动的是人的眼睛与形象思维，但后者调动的是人的耳朵与抽象思维。一个汉字好比是一幅从自然实物认知的图画。汉字的构造法主要有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而且前三者越来越向第四者进化（黄伯荣 廖序东 150–152；张岩红119）。虽说方块字生命力顽强、历经沧桑，在一波波文化洪水中幸存下来，风骨犹存，但毕竟一来从甲骨文起步，辗转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直至今天的楷书、行书与草书，二来1956年国家为了降低居高不下的文盲率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直至1986年的最终商议与调整，合计敲定了2235个被简化的汉字（黄伯荣、廖序东 156–157）。结果与影响不好一时匆忙臆断，但越来越背离了汉字原来的形态与表意文字之名却是不争的事实。比方说，“开关”一词简体字笔画总数是繁体形式“開關”的三分之一，不过一旦去掉两扇门后，不会繁体的人立马忘却了开关的起初用途，也把造字法中“指事”一用给剔除了；把網简化成网、燈变灯后，更难推断出读音了；把頭变成头、葉变成叶后，不知道字代表的是世间哪一类物种或者人体的哪一个部位；把龜简化成龟、鳥简化成鸟后，原来动物的样子就更加没有了，对抽象思维的利用频度与力度随之提高。不知道，一只翅膀或者说翅膀虽有俩但过于瘦细，如何“飞”翔？而从小学习简体字的我们看到拥有两只大翅并且还隐含一个“升”字的飛是不是很惊奇？不知道也看不出双、进、丽的出处，却让同样延续了炎黄子孙血液的港澳台居民从小可以从繁体字里洞悉出来（雙、進两个字以“隹”为基础再构造，与鸟有关；而麗一开始用来形容鹿），我们是否有一种数典忘祖的体会？
其实追本溯源，以英文为代表的表音文字从来不是这般与表意一刀两断的。表意文字（ideograms）又称意符，是表意符号的简称。以它的发明时间为坐标点，按照时间顺序左右延伸，可见左半边分别为岩石壁画（petroglyphs）与图形文字（pictograms）（Fromkin and Hyams 528）。换做右半边，也是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cuneiform）与同时期埃及人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开始，古人文字用途的天平从勾勒事物的外观轮廓倾向于标记读音（logograms）而舍弃复杂缓慢的依样画葫芦，便于当时交流之间语言的速记与文明间的互通交流（Fromkin and Hyams 531）。音节文字（syllabary）也由此悄然进军文字并迅速集结成一股无法逆转的力量，世界的文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希腊人引入了音节文字并改良成了字母文字（alphabetic writing）（Fromkin and Hyams 530–33）。从此有了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闪米特字母等体系，最终呈现的英语、俄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字母不同但都在字母文字即或者表音文字的圈子里。由此可见，世界上的语言发展总体趋势是从具体到抽象、书写从繁琐低效到简单高效、越来越讲究音形对应，也葬送了人类对于语言形态的诸多形象化联想。换言之，方块字相比于蟹行文的短板在于不能凭借字体形态本身而猜出对应的音，也较为难写。有趣的是，汉语的方块字姑且还处在楔形文之前的时代，而鉴于日本是“部分使用汉字的国家”（张岩红 109），日语不偏不倚依仗汉字，一只脚停留在与汉字一样的时代。那么，为何日本要这样脚踩两只船，让自己在语言大家庭里难堪？
由爱转恨
在古代，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口头语言而没有自己的笔头文字。直到公元五世纪的汉代，随着汉文化传入日本，日本人才能够用书写的方式记录语言（Igarashi 16）。直至今日，日本人对于汉字进行了学习、翻译、借用、仿造与创造五个阶段（王秋萍 159–163）。可是正因为口头的语音先于引入汉字而别无其他记录的法子，他们不能深究汉字博大精深的造字法，只能一知半解、稀里糊涂地用汉字标注语音并就此出版日语文学、学习汉语文学。这就是学习与翻译的过程。在此期间，《万叶集》问世了，所用的语言统称万叶假名。“假名”二字相对于真名一词，“直接沿用字音、字形和字义的汉字方叫真名，而只借用字形和字音而不用其字义的叫做假名。假即借，名即字”（张岩红 111）。其中的内容不妨试举一段：“余能奈可波 牟奈之伎母乃等 志流等伎子 伊与余麻须万须 加奈之可利家理”（王秋萍 161）。如同外国人看不懂片假名标注的外来词一样，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只见汉字而不解其义。当然，如果不重在形而一味抱着标记的意图，表意文字的弊端也在借用阶段日渐显现，久而久之也为人所摈弃。汉字的简化方案率先铺成开来，也就成为了日后的平假名与片假名。为国人所忽略的是，“平”“片”二字最初由我国唐朝时的“半字”、“满字”说法引入岛国，被日本人采纳（孙雍长 89–90）。当时，半与片同义，满与平同义，由此一来当时平假名的发明体现出日本人借用整个汉字简化的心理，片假名的创造映射了他们将汉字理论上砍掉一半以使用的用意（孙雍长 90）。表格可以从维基百科“平假名”词条中找到，俩数字一箭头表示从第一个汉字到假名，笔画数量的变化。
可见，简化后的平假名笔画由原先对应的汉字大幅缩减，从一画到四画不等，平均画。若要写成原来的汉字，则从两画到十三画不等，平均6画。毫无疑问，笔画的裁剪减轻了记忆的负担、节约了书写的时间、让假名更好地为记录而服务。至此，《万叶集》里“余能奈可波 牟奈之伎母乃等 志流等伎子 伊与余麻须万须 加奈之可利家理”就简写成了“よのなかはむなしきものとしるときしいよよますますかなしかりけり”（王秋萍 161）。
而片假名是取汉字部分而成的，由此不用计算便知笔画肯定少了下来。这里不再做统计。在翻译外国国名和地名时，汉语采用的是音译法，即按照外来语的发音，选取与其发音相近的汉字作为译词。日语起初也是用汉字来表现的，但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则逐渐按照发音用片假名（表音文字）来表示了。不过，如果用几个表格表示片假名化的演变过程，也可看出些端倪。
因为地名早在日本引进汉字后、明治时期前已有，故有些遗存日语纯汉字翻译。假设要考察去汉字后，片假名独当外来词翻译一面情况，人名的翻译列举是不二之选。
贪图便宜的心态，人人皆然。此外，2010年版《新版日本语教育词典》（『新版日本語教育辞典』）规定，片假名还有以下标注功能。日本造的外语、外国语言的发音 （アンニョン·ハシムニカ）、外国造的日语（フジヤマ）、日语混种词（空＋オーケストラ→カラオケ）、拟声词（ワンワン、バターン）、拟态词（イライラする、ゴロリと）、学术专用词汇、动植物的名称等多种多样的和语和汉语，另外还有感叹词、终助词、注音假名、方言、外国人说的日语发声、行话、白话、人名（イチロー）、国家名（ニッポン）、地名（ギンザ）、机构·设施名称、非常用汉字第一要义的词（本のオビ「帯」）、用汉字表记的难懂的词（メド「目処」が立つ）、书写者特别附加了词义的词（カネ「政治資金」）（成芳芳、穆红 34）。
即便是非专有名词，原来都是有中文汉字词的。如以club这个词为例，这段历史颇为传奇。首先，这个词被日本人翻译为「倶楽部」，后来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开启，中国愈发固步自封，由此那时差距瞬间拉开。作为后进的中国，等十九世纪有识之士远渡重洋“师夷长技以制夷”时，许多外来语早是日本的“汉词专利”，「倶楽部」位列其中。在引进外来语方面，无论是速度、广度、还是数量，自十九世纪以来汉语都远不及同时代的日语（郑成 21）。可是，又是下列因素让「倶楽部」最后在中国一炮走红，而日本人违逆汉词，将“クラブ”推上宝座。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チケット（ticket，「入場券」、「切符」）、ウール（wool，「羊毛」）、ショック（shock，「衝擊」）、クラシック（classic,「古典」）、ミス（miss，「失敗」）、ポース（pose，「姿勢」）、ミーティング（meeting，「会合」）、セール（sell，「特売」）、メール（mail，「手紙」）、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warming up，「準備運動」）、ジョーク（joke，「冗談」）、スタディー（study，「研究」、「勉強」）、アポイント（appoint，「予約」）、チューター（tutor，「家庭教師」）、エレガント（elegant，「優雅な」）。
除了括号内的汉字难以书写而逐渐淡出视线外，郑成教授给了详细的三重分析（22）。一是同样的意思，有时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词汇给人一种新鲜感；二是在很多不便直接用日语传统词汇的情况下，片假名的外来语由于语感没有传统词汇那样强烈，便成了很好的替代用语。这波操作，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外来的和尚念经好听”的事情发生，等于就是把面包叫做吐司，把奶酪叫做起司，把酱油叫做沙司，洋里洋气的。再如，一提到凤梨就会想到台湾特产，可实际上只是名称叫法不同而已：凤梨就是菠萝，只不过是从台湾进来的菠萝，于是便成了价高一等、被另眼相待的凤梨。此后，同一堆菠萝中，价钱较贵、被放在精品区的，定有“凤梨”，因为还涵盖运费和关税。如此，“凤梨”就是精品菠萝的代名词，也因为名称的不同，容易冠名。三是使用外来语能够将一些概念区分得更为明确、清晰。在很多介绍日本饮食图片中，会把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面条放在其中而忽略真正的日本面条，名曰乌冬面，写成うどん，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面条。而五颜六色、辅料满满的是“拉面”，写成ラーメン或「拉麵」，后者越来越少于前者，因为写法方便嘛。
按理来说，如果出于全盘语音标注的目的，日本人可以完全遵循历史规律地把汉字全部简化成假名后全国普及而绝对没必要因为让汉字表意不及而表音有余，自个儿去遭受纷繁复杂的困扰。最终，大多数日本人民选择了保留部分汉字。
由恨转爱
在英文里，同音字俯拾即是。因为英文的拼写较日语更为灵活多元，所以能做到同音字不会两两在拼写上撞车。比如说元音部分，同样一个 /iː/ 就可以有18种情况：be, ski, bologna, algae, quay, beach, bee, deceit, people, key, volleyed, field, amoeba, chamois, dengue, beguine, guyot, city；辅音同样不甘示弱，/ʃ/也能集齐18种可能性：shin, specialty, ocean, machine, quiche, marchioness, fuchsia, special, sugar, crescendo, schmooze, conscience, galosh, cushion, expansion, tissue, mission, nation（详见https://nglish_orthography#Sound-to-spelling_correspondences）。但是日语有且只有上百个音节，并且如果不予考虑汉字，其现存的音节对应的有且只有一平一片两个假名。另外不巧的是，日语里的同音字也不胜枚举。统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英汉大词典》附录八“常见日本人姓名拉丁字母拼写法”，总数4313个，而一呼多名（一个称呼对应不少于两个名字）有1528个，占（陆谷孙 2408–2425）。重叠率之最的称呼为よしお，连名代姓共14个：“由尾、吉雄、芳雄、义夫、义雄、赟夫、由夫、吉夫、吉生、吉男、好男、良夫、义男、芳夫”（陆谷孙 2424）。可以想象，如果把一群叫よしお的人叫到一个房间里，彼此就傻傻不分了。街上有一群叫よしお的人，如果有人找他，只能人脸识别，指名道姓就行不通了。
补充说明的是，しょう至少对应34个字，「正、将、晶、称、庄、章、小、賞、少、生、省、商、症、証、翔、照、焼、昇、掌、彰、捷、傷、憧、昭、詳、償、唱、消、障、笑、承、勝、祥、床」（张岩红 130）。如果这些字都用一个假名表示而没有用汉字区分，难免歧义横生，无法正确交流。
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在两套假名系统基础上再额外添加其他文字形态才能消除歧义。既然那阵子正是汉字到假名的转型期，保留、重拾甚至创作都是出路。最终，日本民族经过实践检验，选择了部分保留汉字，让其在日语里濒临苟延残喘却重整旗鼓。这主要是汉字的用武之地不仅仅局限于消除歧义。从这时起，汉字的用途转型为“表记”。表记是对原有音声语言的一种扩展和补充；客观上不仅还原了音声语言，还可作为音声语言的补充发挥仅用音声语言无法完成的功能（张岩红 107，121）。这一次，日本民族同归到了汉字最本质属性。从平安时代起出现了汉假混用的书写形式，到镰仓时代逐渐流行开来（张岩红 114）。如上述例子所示，本来三个假名的书写空间基本被缩减至一到两个，确切而言能够是一到七个不等。一对二的例子上头已有，而一对一的没有列举的必要，只是有书写笔画而没有占用空间的差别。从三个开始的有「涙」（なみだ）、四个的「掌」（てのひら）、五个的「瓩」（キログラム）、六个的「瓼」（センチグラム）与七个的「糎」（センチメートル）（张岩红 140）。因此，用汉字的优点之一就是节省了书写的空间，节约了印刷的纸张。
表义的另一显而易见的功绩在于通过汉字添加某种内涵，使词义更加显现出来，进一步明确语言表达。大量的汉语词汇进入日语，大大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和概念，增强了日语的表现力。如果把假名化后的《万叶集》进一步汉化便得：“世の中は空しきものと知る時しいよいよますます悲しかりけり”（王秋萍 161）。凡是中国人看到这段文字十有八九会眉开眼笑，因为汉字的重现便宜了我们看外语，让世界上终于有了一门零基础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得懂的语言。当然，这也得益于写成汉字的部分都是句子的实词，为句子的主干，但这样用汉字充当实词功能的不是个例，而是现代日语的语法之一。
如：“アルファベットは表音文字で、漢字は表意文字である”（意思：字母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Iventosch 99）。正常情况下，这就是一句普通而正常的日语的面貌。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如要语法分析，从左到右分为：名词アルファベット、提示助词は、名词「表音文字」、连系动词で、名词「漢字」、提示助词は、名词「表意文字」、连系动词である。因为汉字标记诸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与副词等实词，平假名用以虚词和功能词外加标注汉字读音，片假名主要用来标记外来语。虚词不会用片假名表示，片假名也没有标注虚词的义务。
如果把这句话全用平假名表示则为“あるふぁべっとはひょうおんもじで、かんじはひょういもじである”。这样千篇一律的假名，给人只有读音的概念。一贯以音型一一对应为方针的表音文字基本上都会用单词间另加的空格间隔词语，但此处的空格隐藏在相互变化的文字形态间。从片假名到平假名，从平假名到汉字，再从汉字到平假名，一来一去中，词语的语法界限一目了然，三种形态也彼此各司其职，成为了提高阅读日语文字速度与准确率的天然屏障。
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副教授Koomi Kim的实验可以进一步支持此观点。Kim教授选取了『萌やしの鬚』的一个段落为实验样本然后顺便把这段文字全部转换成平假名。在平片汉并存的选段里篡改了五处，又把其中两处加在纯粹平假名的行文里。接着在其他实验因素相同的前提下随机让十位成年日本人逐个阅读两段文字然后计时。最终的结果是：阅读三种文字形态并存的日文平均需要秒，但全平假名的却要秒，时间多了二分之一（Kim 151）。错误少不代表过程就愈发顺利。与时间统计同时进行的还有对眼球停顿次数与停顿时间的记录。十位平均在读前者时有次，而后者多达次。秒是前者每次停顿的耗时，秒是后者的（Kim 151–153）。
这个实验让以下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一）汉字的存在弥补了视觉效果上单纯假名文字的不足，具有一定的提示功能、集约功能、认知功能，增加了文字的表意性，极大地拓展了日语的表现力；二）汉字和与之对应的和语词在语义和语感上相互依托、补充，二度招展了语言的表现力；三）同一音节可用三种文字形态表现，三度为使用者充分发挥文字语言的表现力提供了空间；四）汉字能够方便断句，还能节省篇幅，一方面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一方面节省了印刷的纸张与油墨，又经济又环保（张岩红 115–116）。各种文化、各个国家、各门语言在接触过程中势必彼此碰撞融合，对于外来词的获取与本土化也无可厚非，也会到头来丰富了外语引进国的语言词汇与表达。而日本汉语词汇不经意间，从中国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开始，被远渡重洋的留日生带回中国，遍及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个领域（张岩红 168）。在其中最最典型之一的莫过于“电话”与“真理”二词（Igarashi 26）。这是日本人深谙汉字之精髓的体现，中国人也欣然接受了如“俱乐部、政府、心理学、漫画、写真、应援、人气、物语、刺身、电子、宅男”等词语（Igarashi 27，张岩红 168）。日本人也在娴熟使用汉字后，不仅做到了为我使用，而且开始革故鼎新，改变了一些汉字原有的书写方式使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式汉字，如「桜、氷、円、稲、実、県」等，还仿造了应该叫做“made in Japan”的汉字，日本人叫做“国字”，如「辻、峠、畑、凪、塀、働、儚、栞」等。
如要考究中国人学习日语时在语音方面有什么利好因素，五点总结的第二点无疑是一个引玉之砖，因为这一点暗示了就语言层面而言，单单是靠形赢得民心的汉字还不够。
今日中日语假名
1：“月”有三种读法：
假名：[つき] 【名词】
月亮。（地球をめぐる卫星。）；月光。 （月の光）
2、假名：[がつ]
（时间单位）月。
3、假名：[げつ]【名词】
月。；月，“星期一”的省略。
今日中日语假名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早在唐代，日本公派大量学习人士东渡到中国取经，为日本民族捎去了当时唐朝的繁荣盛世，以致中国文化在日本东南西北渗透的印记俯拾即是。要说推陈出新的成果，日语文字本身就是最好与值得考究的例证。如张岩红教授在《汉日对比语言学》里所说：汉字、平片假名与罗马字如此不同形态的文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日语，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这一特点足以彰显研究日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11）。因为如此“混搭”的风格是为其他语言所罕见的，所以尽管日语曾被藤冈胜二归为乌拉尔·阿尔泰语同系，被服部四郎归为阿伊努语同系，西田龙雄归为藏缅语同系，大野晋归为泰米尔语同系，但是这些知名日本学者的主张至今争议尚存（张岩红 46–47）。所以可以说日语学习者都在触碰一门无家可归的语言，仿佛在关心与深入一个流浪小孩的内心世界。如果真是如此，了解他的前世今生然后对他实施针对性救济就显得很有必要了。鉴于论文的题目中有两个关键词：二战后与片假名。笔者也从片假名这种日语形态与二战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论述。
在开始前，有必要说明的是，因为日语中存在与汉语几乎一样的字。为了区别，所有日语汉字将会用日语引号（「 」）收纳起来。
就在二战后结束十年后的1955年到2005年五十年间，片假名词汇在日语词汇总量占比从飙至（Igarashi 78）。而从1945年到1975年的30年间，引进英语词汇4027 个，占英语外来语总数的（王玉芝 84）。Yuko Igarashi博士在进一步结合各种呈现在不同媒介上的片假名的系统统计，得出了如下结果：杂志15%，其中是外来语；报纸，外来语；电视广告，外来语（82）。
因为报纸选取的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与每日新闻三种，经济与政治色彩强烈，大部分外来语相对固定地为人名与地名，很少有前沿的新词，故其片假名使用率有所偏差，不予考虑。而与之相反的，倒是商业广告与杂志。电视广告难以以文献的形式统计，而杂志免去了电视广告所在做统计学当中的不便。为此，Igarashi博士选取了不同领域针对不同性别的读者群体的九种杂志。去除不具代表性的园艺、文学与政治经济三种，剩下六类的结果如下：烹饪，外来语占；男性时尚，外来语占；男性爱好，外来语占；旅行，外来语占；女性时尚，外来语占；女性爱好，外来语占（Igarashi 93）。由于除汉字本身的外来语在片假名单词中所占的比例为（Igarashi 103）而且这中有来自英语（徐一平 55），所以可以将绝大多数片假名词等同英语外来语，本论文也把外来语的范例全部集中在英语上。
想要弄清楚片假名小到涵盖的词，不妨以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册《新编日语》为例。此本教材为笔者所在的为江浙沪地区高校里日语学习者通用。语音学习集中在前三课。鉴于第一册教材，也是对一门语言的学习伊始，教材编者在课后的词汇表中安排的必定是又简单又基础的词汇。片假名部分的单词有：
第一单元：accent, ink, class, towel, text, toilet, knife, handkerchief, hotel, lemon（周平，陈小芬 13–14）
第二单元：seminar, door, visa, panda, pink, plus, pen, post（周平，陈小芬 21–22）
第三单元：cake, sheet, soup, spoon, table, note, department store, match, pot, kop（周平，陈小芬 32–34）
除lemon外这些词语如按照中文可以做到完全意译，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语音的痕迹。但片假名覆盖了这些外来语，指代的事物都是生活常见事物，可属生活基础词汇。
而上述类型的杂志为拔高片假名在日语中的分量贡献一臂之力。当然，从中紧跟的外来语占比也说明了二战后日语里舶来品的势不可当。不过，后来日本外来语过剩泛滥，就连精通英语、能用标准英语在联合国舞台上演说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也看不下去，措辞强烈：如此之多的片假名化的外来词不仅对正常的交流产生了障碍，对日语本身也是巨大伤害（Seargeant 76）。那么，作为一国元首，为什么也会站出来声称大量外来语用片假名标注后引入却对母语的学习与交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广岛大学的Katsuo Tamaoka与广岛经济大学的Yayoi Miyaoka做了一个关于日本人对于日式英语词认知处理的实验。实验对象是24位就读于日本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他们也有高超的英语能力。测试的词语分为五大类，各类数量为48个：高频度出现在日语词典里的外来词（简称高频词，“high-frequency loanword”）、只能出现在专用术语词典的低频度外来词（简称低频词，“low-frequency loanword”）、只出现在极个别出版物并没有收录入任何词典的外来词（论文里称作未收录词，“unadopted word”；如ソイル，soil）、两位实验操作人对其中一个假名进行替换的错写词（“pseudo-loanword”；如把プログラム写成プロガラム，program）与两位实验操作人胡乱即兴的自创词（“nonword”；如ノフレチ，无义）（Tamaoka & Miyaoka 71）。实验主要统计的是24位学生对五种词语的反应时间（即从开始看词到说出对应的英文单词）与出错率（反应少于秒的与多于2秒的都算错误）。结果是，未收录词以的出错率高居第一，接下来分别是低频词（）、高频词（）、错写词（）与自创词（）（Tamaoka & Miyaoka 74）。可以说，如果官方认可（如收录入词典）的速度跟不上社会个人任性将外来语单词转换成片假名的速度，那么正是由于这些连英语水准不一般的大学生都难以招架的未收录词使得日常交流受阻不再是个只活在小泉首相口中的一家之言。
Tamaoka与Miyaoka另外也抱着测试懂英语的日本人何时启动两门语言之间词汇匹配的机制（interlexical activation）与头脑中两门语言间的词汇界限（lexical mental boundary）的目的进行样本的对比研究。前者假设用在处理日语外来词时，但前提是这个机制是在非常肯定词语为常见外来语时才会被激发去做一个匹配的工作，而这前提需要语言间的词汇界限去确立。所以，词汇界限是把关的第一道门槛，其用在辨别未收录词、错写词与自创词与否上。假如外来词不经政府批准民间承认而滥用的话，它就会不能承受这蛮夷之力而决堤，反而在判定时有了一定的拖延时间与动摇判断的抑制作用，被称作“inhibitory effect”（Tamaoka & Miyaoka 78）。想必的错误率都是因为这股反作用力，而这时间也多半耗在了运转语言间词汇界限的机制上。此外，Tamaoka与Miyaoka还介绍了如果L1（实验中为日语）与L2（实验中为英语）要进行L1外来词的转换，那么日语再回归到英语原词要比英语单词的日本化需要更多时间精力去完整启动语言之间词汇匹配的机制（78）。故此，学习英语的国人学习日语，相对而言英语就是L1，日语就是L2，那么也是一样的：从英语到日语要比从日语到英语要容易。这也给学习英语的我们一个启示：正如一个广东人的普通话会比一个北京人的粤语要好一样；即便不分伯仲，一个广东人听普通话比让一个北京人听粤语要有头绪。由难到易易，由易到难难，由不太易到难和由易到一样的难，是前者更易，如日本人学习英语发音基本比中国人学习要苦难一样。发音上，英语算较为复杂体系；语法上，英语学习者不妨先去体会一些更加古老的语言，特别是如法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等性、数、格、时态发达的语言，然后回过头来，至少能少了些娇生惯养和叫苦连天。
之前的实验结果已经足以说明片假名的大行其道危害重重。不幸的是，二战后片假名用途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过度不加本土化的拿来主义让国内外人民无所适从并诟病连连。在日语教材《新编日语1》里，出现了这样两个缀合词组：ワールド・ファイナンシャル・センター・ビル（周平&陈小芬 65）和リニアー・モーター・カー（周平&陈小芬 109）。第一个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World Financial Center Building）的英文的全片假名写法，后者是磁悬浮列车（linear motor car）的。日语里，除了center写成センター、building为ビルジング或ビルディング已约定俗称外，world（「世界」，读作せかい）与financial（「金融」，读作きんゆう）都有地道的表达。
但凡用日语版维基百科查过资料的都见识过如此画面：本来好好地输入一首英文歌曲的名字，但是跳出来的词条标题却是用一连串中间加点号的片假名。如输入英文歌曲名“My Heart Will Go on”时，映入眼帘的是マイ・ハート・ウィル・ゴー・オン。甚至连日语歌曲“Love Is Over”也不放过，竟然在此引擎下活生生地读取成了ラヴ・イズ・オーヴァー。
Assunta Martin在日本教授英语多年。多年来的教学经验让她发现了日本学生偏爱用片假名对英语“注白字”。在英语演讲时，他们会用片假名注音然后进行记忆。例如在背诵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时，将“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 and molehill of Mississippi!”这句话标注成了レト・フリードム・リング・フロム・エブリ・ヒール・アンド・モルヒール・オフ・ミシシッピ（原文为“Retu fleedum lingu forumu eferi heeru ando moruheeru ofu meeseeseepee!”，笔者按照日语替代英语语音的规律转换成片假名时有稍许改动）（53）。
这些“乱码”在日本有识之士看来纯粹是用片假名胡编乱造的一串无稽之音（“a nonsense string of morae in katakana”），让人啼笑皆非（Tamaoka & Miyaoka 76），而英语词汇的片假名化、把片假名深度贯彻到英语学习中已为绝大多数日本学生习非成是（Martin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