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范一飞
本文讨论企业上市与企业创新这一重要话题。现阶段国外学者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有不少经典研究，但是国内限于数据等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比较少。本文主要与以下三方面的文献相联系，并做出补充。
(一) IPO 对企业的影响。
国外文献发现， IPO 会影响企业包括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在内的多项指标，比如IPO 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Jain and Kini，1994; Pastor et al.，2009) ，企业生产率降低( Chemmanur et al.，2010) 。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信息披露、经营绩效以及企业并购等角度考察上市企业和非上市企业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王凤荣和李靖，2005; 吴联生等，2007; 高静美，2009) ，而鲜有研究能分离出IPO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我们数据优势，使用一个PSM 和DID 结合的计量策略识别并分离了IPO 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Bernstein(2015) 利用美国1985－2003 年完成与撤回IPO 的企业为样本，通过工具变量法识别了IPO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IPO对企业创新数量没有影响，对质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文章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背景下IPO 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导致两文结论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体系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比发达国家的企业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通过股票市场接入资本市场对他们来说会有更大的收益。
(二) 股票市场与企业创新多方面的联系及内在机制
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能有效推动企业创新。文献也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寻找企业创新的驱动力。这些文献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同时也存在较多的分歧。例如，股票流动性的提升能增加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降低资本成本(Fang et al.，2009; Becker－Blease and Paul，2006) ，从而增加企业资本支出。但是股票流动性的提升也容易使企业遭受敌意收购以及机构投资者投机买卖的冲击( Fang et al.，2014) ，抑制企业创新。论文也探讨了IPO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发现IPO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帮助企业进行专利发明人队伍建设，推动了企业创新。
(三) 公司治理、资本和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
现有文献发现，机构持股( Aghion et al.，2013) 、私人股权所有( Lerner et al.，2011) 、公司风险投资者参与( Chemmanur et al.，2014) 通过改变企业激励机制，引导企业管理人员去关注创新等影响企业长远利益的投资活动。孔东民等(2015) 进一步从管理者激励、信息披露激励和发明者激励等三个方面探讨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部分抑制IPO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公司治理、资产结构和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深化了文献对这一领域的理解。
国研财经观察双周刊
安德烈·库尔科夫在《企鹅的忧郁》里写道：“人的一生充满了日期，赋予生命节奏和递嬗感，仿佛站在某个日期的高峰上，人便能回顾和俯视，见到过去。一个清晰、易懂的过去，分割成一桩桩事件的方块，一条条已知道路的曲线。”
如果把范一飞的职业生涯用日期来分割，也会分割成一桩桩事件的方块。
从1982年范一飞在18岁跨入建行的大门，到1994年30岁时重返建行，在简历上被略去的这12年，对于外界来说似乎处在一片迷雾之中。
范一飞的简历显示，其在1993年获得人大财政学专业博士学位，似乎将这一段时光奉献给了校园，通过考研改变了身处基层的命运。
博士毕业的次年，范一飞留在了北京，进入建行信托投资公司，出任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
建行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7年5月，十年后更名为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是的，这便是招行原行长田惠宇在1998年-2003年待过的那家公司。不过，两人在该公司期间并无交集。
建行信托公司更名为信达信托投资公司的1997年年初，托管了彼时资不抵债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即“中农信”）。2001年2月，作为托管人的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本身，也迎来自己的终局——被撤销清算（目前仍处在被吊销的状态）。
时任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的田惠宇，则负笈留学海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硕士学位。与他同一批奔赴哥大留学的，还有已升任建行行长助理的范一飞。
两人同校不同系，范一飞读的是国际经济学，而田惠宇读的是公共管理专业。
拿到硕士学位后，田惠宇在2003年7月加盟上海银行任副行长。而范一飞则在同年3月在三峡工程挂职锻炼，任中国总经理助理。
八年后，范一飞也来到上海银行，兼任该行董事长。而此时的田惠宇，已是建行零售业务总监兼北京分行主要负责人。
两人的职业生涯虽然都起步于建行，并先后重返建行，不过在建行期间的职业走向却各有不同。范一飞在1994年9月重返建行后，发展顺风顺水，从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财会部总经理、计财部总经理，一步步升到行长助理。
2005年6月，范一飞又进一步升至建行副行长，这一年他才41岁。
这一年正值建行股改的关键阶段。在引入美国银行作为战投的谈判过程中，范一飞与时任董事长郭先生、行长常振明组成了建行引资谈判的“三驾马车”。近日刚刚成为新一代最年轻央行副行长的宣昌能，彼时任建行董秘，亦在引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彼时建行正陷入国有资产贱卖论的争议之中，范一飞代表建行，一方面与外资谈判中锱铢必争，另一方面则与媒体交流，阐述建行的立场。
根据彼时的媒体报道描述，范一飞与意向战投方谈判时，常常露出直脾气。比如被花旗银行的代表各种质问、提出一大堆调查清单时，他“当时正要拍案而起，是常行长一把把我拽住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范一飞又很有谈判技巧，与美国银行谈判时，在对方强硬的立场之下，他一边给对方讲道理，一边暗示自己要飞去纽约找别人继续谈，以退为进，颇有些斗智斗勇的味道。
在“三驾马车”的率领之下，建行最终顺利完成引资、上市，在四大行里率先登陆股市，并在当时创下一连串的资本市场历史纪录。
彼时据媒体报道，所有参与了此次建行路演的人，都认为建行当时的管理层是取得投资者信任、保证最终IPO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建行完成上市后，分管海外投资的范一飞，主导了一系列海外投资并购交易，组建了建行海外投资并购决策小组，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开设分行，收购美国国际信贷 （香港）有限公司（AIGF，即建行亚洲的前身），在这些国际金融大都市涂抹了一缕“建行蓝”。
这些海外资金运作业绩，也成为范一飞在调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副首席运营官的履历资本。
今日财经范一飞
金融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但金融膨胀的存在容易夸大经济转型的成效。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201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比2005年高出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个百分点。但分析服务业增长的内部结构后，我们发现在2006年到2011年之间，除了金融以及和金融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之外，其他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相比2005年都是下降的（图3）。从2006年到2016年，在中国服务业比重提高的个百分点中，金融和房地产分别贡献个和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上升有近三分之二得益于金融和房地产。
毋庸置疑，作为服务业中重要的一个子行业，金融业本身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金融业的发展必须要植根于实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金融膨胀反映的可能只是金融泡沫，它会阻碍资源在高效率行业的配置，对实体部门的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转型。
今日财经范一飞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区域协调的重点任务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义深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于港澳与内地协调发展。湾区经济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但粤港澳大湾区唯中国独有。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澳门具有产业、技术、资金优势，对于引领推动内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澳门的经济占比在全国有所下降。面向未来，需要推动港澳发展，需要加强港澳与珠三角的合作，需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能够带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粤港澳湾区科技先进、金融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充沛，将成为东部率先实现创新发展，加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典范。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区域发展的龙头，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腹地发展，辐射影响中南、西南地区，有效推动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助力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平台，对于我国经济全局发展举足轻重。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以雄安新区建设为“牛鼻子”和突破口； 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龙头； 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有赖于粤港湾大湾区发挥龙头引擎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直接抬升我国南方经济中心地位，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呈“三连星”布局，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支点。粤港澳大湾区东接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国台湾，南连东南亚、南亚，北接长江经济带，西到北部湾经济区，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支点。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成为国家和全球连接的门户，对于我国区域经济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种空间资源，实现协调发展，具有战略价值。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
今日财经范一飞
1.总量过剩与结构性供应问题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铁矿石需求量增加，国内铁矿石产量增加，进口铁矿石同比增加5%。截至2017年底，全国42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为14 562万吨，创下历史新高，港口库存较2016年底增加约3 600万吨。铁矿石供给增幅远大于需求增幅，国内铁矿石市场供过于求现象严重。与此同时，随着大型高炉比例增加，节能低碳、环保减排压力加大，钢铁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焦炭价格高位运行，钢铁企业对高品矿需求增加，刚性增强，但我国进口矿结构变化不大，高品位矿供应结构性偏紧。
2.铁矿石市场供过于求与价格大幅波动之间的矛盾
2017年，四大矿合计生产铁矿石约亿吨(按股比)，增幅2%。预计2017年全球铁矿石供应增加5 000万吨左右，而全球铁矿石需求增长有限，全球铁矿石市场仍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从国内看，港口库存高企、需求增幅有限等现象进一步表征铁矿石供大于求。在此背景下，2017年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整体处于较高水平，港口贸易矿量占港口库存比重由2016年初的30%不断上升至2017年底的近60%，贸易矿量的进一步增加也从现货贸易商的角度表明其对未来铁矿石市场价格上升的看好。铁矿石市场供过于求与价格大幅波动之间存在矛盾。
3.钢铁行业上下游利润不均衡的矛盾
2017年，得益于各地去产能的快速推进和强力清除“地条钢”，国内钢材市场回暖，钢铁行业效益呈恢复性增长态势。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7年中钢协会员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万亿元，累计盈利亿元，销售利润率。而从上游铁矿行业来看，2017年四大矿利润合计约2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 410亿元，几乎与中钢协会员企业利润相当，而铁矿原料成本占铁水成本的比重达50%～60%，中国钢铁工业更加依赖进口矿石，上游原料市场易受主流供应商垄断，钢铁行业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向原材料端尤其是国外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倾斜。
4.最大消费市场与定价话语权之间的矛盾
中国钢铁产量占世界产量的50%，铁矿需求占全球60%左右，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铁矿进口量的67%，但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铁矿资源安全保障体系，没有铁矿石定价话语权，铁矿石价格上涨使中国外汇支出增加，价格波动则对企业生产和稳定经营造成冲击。
今日财经范一飞
中国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以互联网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为主的信息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引擎，为促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其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异，加之互联网使用对用户本身具有特殊的要求，导致中国互联网普及在各区域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1]，形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差距，并有可能扩大社会经济发展差距。
区域发展差异一直都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那么现阶段，中国各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是否也存在所谓的“马太效应”？中国互联网普及地区差异是分散还是收敛？同时各大因素对互联网普及超前区、加速区、滞后区的影响程度又如何？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空间格局，了解区域内与区域间差异的动态变化规律，考察主要因素对互联网普及影响的动态机制，以期科学掌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规律，为互联网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